实习菜鸟在妇科之做着化疗的女人

这个还做着化疗的女人又住院了。

因为患有子宫内膜癌伴盆腔淋巴结转移，六床一个月前已经在我们科住过一次院。子宫内膜癌是一种恶性肿瘤。这个病的平均发病年龄约为五十五岁。对于五十岁的六床来说患上这个病着实有些早。治疗采用全子宫双侧输卵管和卵巢切除术及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打化学药物进行辅助治疗。化疗药物会影响伤口的愈合，出院的时候医生就嘱咐六床在家里好好休养。

不遵医嘱的病人比我们想象的多。一些患者因为自以为是耽误病情的进展。当然还有一些患者是因为没有能力遵医嘱。虽然医生认为自己说的已经够全面，够具体了，但是对有些患者来说只知道什么时候吃药、吃多少药、什么时候做治疗、做什么治疗还不够。有时候遵医嘱意味着患者家属也要改变生活轨迹，愿意和患者建立另外一种相处方式。这一点有时候单靠患者自己的力量做不到。在治疗疾病方面，医生在患者和家属眼中还是有一定的权威的。所以为了使治疗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医生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干预。

六床是个不听话的患者，要不然她也不至于这么快就来住二次院。六床因下体出血三天来住院。入院体格检查的时候也没有发现大问题，只是有些出血，而且出血量也不算多。六床入院第二天查房的时候，主任问六床在家里是不是干活了。六床说洗衣服了。主任对六床说走的时候说得多明白不让干活就是不听。六床说：“不干怎么行，孩子还要去上学，得把衣服洗洗。”主任接着问她是不是拖地了。六床点头说是。主任说干活不差这几十天，有活让老公去干。六床说：“他得干啊？活儿在眼皮子底下都看不见。”主任和我的带教老师都建议她找钟点工。六床说话的时候带哭腔：“农村人，哪有那个条件？”说完抹了一把眼泪。贫穷确实是个问题，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不同，可能只是经历，也可能是生活，还有可能是灾难。主任问六床她的老公哪去了。六床说回家了。主任告诉六床：“明天查房的时候，把家属叫来，我好好跟他说说。”

六床入院第三天查房的时候，六床的家属站在六床的床边。一个黑黑瘦瘦的汉子，穿着大裤衩和凉鞋。主任问他：“老婆都这样了，怎么在家还让干活呢？不是都交代了要好好养吗？”结果六床的家属回了一句：“谁让她干活了？”这句话可把六床的委屈都勾出来了，絮絮叨叨地说着老公的“罪行”。黑瘦汉子站在窗户边也不说话，讪讪地笑。趁着六床喘口气的功夫，主任赶紧嘱咐六床的老公一定不要让六床在家干活。病成这样本来就干不了什么活，再因为干活让疾病恶化，就得不偿失了。人不干活没事，但是不治病不行。六床的老公点了头。希望他能把他的承诺落实下去。

六床心里应该也有要干活的欲望，因为缺乏安全感。作为社会人，我们付出的劳动让我们感到被需求、有价值感。一旦我们失去了劳动能力，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都会觉得自己很没用，对社会没有价值，很快会被社会遗忘。这种不安全感让我们不敢停下来。

当看到六床指点老公“罪行”地时候，我觉得她缺少的不只是安全感，还有高质量的关系。人从出生就缺乏安全感。离开我们最初的小房子，我们需要花一辈子来适应这个世界，有时候还不一定能成功。我们最初建立关系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加强安全感。

每个社会人的身份都是由一张张的关系网组成。每条网线由利益和情感共同编织。在低质量的关系中利益的成分更多，而在高质量的关系中情感占上风。利益利益，“利”也是“益”，“益”也是“利”。利益建立在双方都能提供好处也就是建立价值的基础上。如果一方没能建立价值，那么这条关系线就会摇摇欲坠。由情感主导的关系不一样，关系对方更在意的是我们这个人。在这样的关系里，我们即便无法创造价值也是被需要的。这样的关系才会让我们产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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