颅内生殖长篇小说妈妈,我在2
-一个真实的记录-
《妈妈，我在》（21-25章）
二十一、因为爱，所以爱
下午六点钟，儿子又走进了定位室。这一次的时间明显比上一次做诊断性放疗的定位时间要长，因为接下来要做的是全脑全脊髓的预防性放疗。我看见儿子俯卧在那张窄窄的床上，那件白色的李宁牌短袖T恤被高高地捋到肩膀以上，几条红色的射线闪忽不定，四周被这红色反射着神秘的光晕，医生们围着他，在他的背上来回琢磨。
我忧心冲冲地站在定位室外，不停地往里面张望。
蔡主任在他的办公室里，把儿子刚做检查出来的那套片子挂在阅片器上，一边愉快地哼着那首好象是很久以前的电视剧《渴望》的片尾曲：“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一边欣赏着自己的得意之作。
打破了诊断性放疗要做十次20GY的常规，果断地提前两天开始做常规放疗，也许这两天可以阻击癌细胞数以万计的增殖，可以让自己的小病人的生存期延长两年，或者更长。对于一个对事业充满热情、对病人充满同情的医生来说，这是最开心不过的事情了。
丈夫的“是真的吗？儿子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我回答说是的，是真的，蔡主任看过片子了，他说那个东西缩小了很多。我听见丈夫在那边长吁了一口气：“唉哟——我的儿啊！”
丈夫在那天上午就到家了，在大妹家吃了午饭，就带女儿回了家。丈夫一放下电话就朝女儿挥挥手说：“丫头，走，老爸带你出去吃饭！
后来女儿描述当时情形的时候，一边说一边扭着屁股：“爸爸当时还这样、这样地扭着屁股，口里还在唱咱们老百姓，今个儿今个儿真高兴”，女儿说，“到了叔叔的的小酒楼里就是坐在那里，其实也没有吃什么好东西，爸爸说吴边的那个东西缩小了很多，叔叔就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
我在电话里嘱咐丈夫：“别忘了给孙主任打个电话说说。”
可是在这边，我觉得蔡主任不怎么好说话了。
看着面前的《放疗知情同意书》，我不停地问，做全脑放疗，对孩子智力发育的影响是不是不可逆转的，全脊髓的放疗是不是可以不做，是不是做了以后孩子就长不高了，如此等等。
蔡主任并不对我多说什么，只是很坚决地说：“任何一种治疗手段都有它相应的副作用，如果是长期生存，副作用肯定是有的。”说到这里，也许是觉得言重了，他指着那张纸说，“这上面也只是说可能，也可能就没有。”
见他语气有所松动，我又不依不饶地问，是不是说对甲状腺有影响就会很怕冷，垂体内分泌受影响是不是就是说，孩子再也不会有性发育了，骨髓抑制了是不是以后无论怎样加强营养，都没作用了……
蔡主任终于有些不耐烦了：“嗨，这跟女人说话怎么就这么累呀。这样吧，你让吴边的爸爸明天上午十一点钟给我办公室打个电话。”
在放疗室里罗医生问我，对孩子做这样的放疗有没有思想准备。我说我不知道，蔡主任也不跟我说什么，我站在跟前他不说，偏偏要吴边的爸爸那么远给他打电话，我怎么着都觉着他这人夫权思想很严重的。罗医生听了这话，抿嘴乐了：“不会吧，其实蔡主任这人挺好的。”
第二天的放疗儿子是最后一个做，做完已经十一点多钟了，大约是罗医生已经把病人家属的意见转达了过去，经过主任办公室的时候，蔡主任笑着叫住了我：“吴边的妈妈，来，坐、坐，其实呢是这样的，你老公回去之前特意跟我说了，有情况尽量别跟你说什么，怕你着急，你看你老公多关心你，我对我老婆也是这样啊，男人嘛，”旋即话锋一转：“关于吴边这次的情况呢，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果然不出丈夫所料，听到这后面一句话，我感到自己的心一下子又狂跳起来。
“好的消息就是说原来的病灶缩小了，不好的消息呢，就是在鞍区那个地方又发现了一个米粒大小的新病灶，也就是说已经开始有一点扩散的迹象了。幸好这次我们做的是动态增强扫描，要不然等回去以后再发现，不就更惨了吗。所以，”蔡主任很严肃地说：“全脑全脊髓的预防性放疗肯定得做，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这一点我刚才跟你老公在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不过请你放心，我们在这方面做过很多病例，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一定会把对正常组织的损伤降到最低限度。”
原来如此。
“误会，误会。”我在心里拱着手笑着说，表面上仍然是一副小女人唯唯诺诺地点头称是的模样，算是成全两个大男人顶天立地的自恋情结。
儿子出了定位室，就要开始做放疗了。
此时，医院里，除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恐怕就只有蔡主任他们没有下班了。罗医生说蔡主任说了，今天不管多晚下班，都要把吴边这个任务给完成了。
听着自己饥肠辘辘，我想等会儿要不要请医生们请个晚饭。可是立即，我又对自己这个念头产生了鄙视：难道医生们这么做，就是想要吃你这一顿饭么？
除了这个一闪念，我再也没有想到过要对包括孙主任和蔡主任在内的好医生们，做请吃或者送红包之类的表示，我觉得那是对他们的亵渎。尽我之力，让儿子好好地活着，让他们看到自己付出的努力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是对好医生最好的报答。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偌大的一楼大厅，只有我一个人坐在放疗室的角落里等候。我抱紧双臂，觉得有点凉。这才想起，已经八月底了，盛夏已经过去，更何况是呆在这“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
眼睁睁看着儿子进了放疗室，我坐在那里，感到无比的凄凉。
儿子躺在里面，那些释放出平常日子里我们躲之不及的放射线的机器，冷漠地悬在他身体的上面。它们穿透他的大脑皮层，要消灭浸润生长的癌细胞，一路左冲右突还是无法不伤害正常的脑细胞；它们想要保护他的脊椎，却无路可以迂回地通过五脏六腑，直达他的前胸……
那是我心头掉下来的一块肉啊，落地时不过一尺来长。酷暑寒冬，每一次沐浴我都是一寸一寸地洗净他日渐丰满的肌肤，我一边轻轻地轻轻地揉搓，生怕他感到一丝丝的疼痛，一边慢慢地调试着水温，生怕他感到一毫毫的冰冷和热烫……用我们家乡的老人说抚养孩子的辛苦常说的那句话，那是我“一点点地摸大”的一块肉，每天每夜，没有人可以替代。我生怕他的皮肤受到一点点的伤害，一直给他用婴儿的洗发水和沐浴露，我从来没有用洗衣粉洗过他的内衣，每一次都是不厌其烦地用性质温和的肥皂……可是现在，只是为了让他活下来……
这种痛彻心腑的情绪，象毒蛇一样匍匐在我的心底。后来每一次的治疗中，在儿子走进放疗室的那一刹那，它就准时准点地探出头来，毫不留情地咬我一口。等儿子出来，它又悄然退回去，第二天又如此往复……
时至今日，这条毒蛇仍然在我的心底保持着冬眠的状态。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当放疗的副作用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天天显现的时候，它就会冷不丁地窜出来在我的心头再咬上一口，而那时我的心，已被它啃噬得千疮百孔，几近破碎……
终于，儿子出来了，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笑眯眯地说还好，就是上半身的裸体都让别人看见了，连罗医生也看见了，她可是个女的呀。
罗医生忍俊不禁地说，你儿子可真逗，我问他吴边你背上这儿长的是什么东西啊，他先说是“人生”，我又问这“人生”是什么意思，他又说我们那里的土话管胎记叫“人生”，他还说，我长这么大了还没法看到它到底长得什么样，我妈妈说了，除了她和我爸爸和我姐姐，将来就只有我媳妇能够看得到它了，现在可好，都让你们医生给看见了。
那块褐色的胎记，有儿子的小半个手掌那么大，长在他左腰靠背的地方，上面还调皮地长着几颗小黑痣，而且是每一年都要多长出一两颗来，就象他生命的年轮。
把胎记叫作“人生”，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形象贴切的土话了。
在儿子生病以后，我母亲曾偷偷地托人找过一个据说是修道很深的老先生给他算命。那个瞎眼的算命先生手指掐来算去地，就问母亲这孩子身上是不是哪个位置有一个记号。母亲说好象是有一个，只是我不记得是在哪一个位置了。算命先生就说，这孩子的前生是个身负命案的逃犯，在阴间刑期末满便赶着来人世投胎。在他就要逃脱的当口，阎王爷用印章在他身上做了这个记号，因为前生孽障太深，所以今世做人就要受苦受罪乃至性命危急……母亲一直不肯告诉我到底为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解”，我也不去追问。
既然，他是如此不顾一切地要来投胎做我的儿子，一定是我们在千百世的轮回着有着无法解开的渊缘，他对我是如此的牵挂，如此的不舍——那么，就让我来为他承受这所有的苦和罪吧，只要上天能够让他在我身边长长久久……
那两条从颈项直逼椎尾的红色的记号线，他依然看不见，在我眼里却是两道划在我心头的刀口，我的心每浸出一滴血，他就会少受一份罪……
“妈妈，你记着别忘了给二姨打个电话，告诉她我的瘤子缩小了好多。”八点半钟，在医院旁边的松花江饺子馆吃晚饭的时候，儿子对我说。这个时候他特别兴奋，话特别多：“还有外婆、叔叔、姑奶奶、五舅婆、表舅、表姨，还有孙主任，还有……”
他是那么地渴望拥有生命，他对生命总是常怀感恩，他的快乐总是想要与爱他的人分享。
“因为爱，所以爱”，因为得到爱，所以懂得爱，因为懂得爱，所以付出爱。
爱从不幸中来，爱会带来幸福。
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孩子，在父母为他们付出一切的时候仍然麻木不仁、不能生出一点点感动，有时还要随意地伤害和抛弃这种爱？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幸福里，他们的幸福与生俱来，爱于他们反而成了累赘。
每当我因操劳而疲惫不堪，我的儿子总会站在我背后，轻轻地抱住我说：“妈妈，你这么累，都是为了我。”
因为他知道——我爱他，所以他也爱我。可他不知道的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他爱我，所以我更爱他。
这就是珍惜。
二十二、双刃剑下的美食家
在外面吃完晚饭回到病房，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儿子很累的样子，说妈妈我想早点睡觉。给他洗澡的时候，他老是不放心地嘱咐我，妈妈，我背上那两道红线你一定要小心啊，医生说了，背上不能用水洗，只能用毛巾擦擦，还有头上的记号，也不能弄坏了。
不能洗头，不能洗背，在每天都要出汗的夏天，这样的澡，他一直洗了二十一天。
等我到病房外面晾完衣服回来，儿子已经睡着了。听到我进来的声音，他梦讫一样地呢喃着：“妈妈，我好冷，好冷啊”，一边紧紧地蜷缩着身体。
空调是平常一样的26度，被子是平常一样的叠着双层的单被——真的，真的就象蔡主任说的那样，这样的放疗做了，人会很怕冷。
我过去关了空调，感觉有点热，我想这样的温度，儿子该不会冷了吧。
在儿子病床靠墙的一边，我支开了那张白天坐晚上睡的沙发。虽然不及床铺舒服，但是比起T医院的硬板凳，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睡觉的感觉。
关了灯，来不及躺下，只听很难受的“哦——哇”的一声，儿子从床上猛地一下往床边俯下身子，几声干呕就“哗——”的一下吐了一地。两个小时以前放射线大范围的袭击，使他的五脏六腑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
象这样呕心沥血的呕吐，儿子恐怕是在他刚出生的时候才有过的。那时候他完全没有记忆，现在再次遭遇，对于刚刚十一岁的他来说，就是无法言喻的难受。
吐完了，漱过口，儿子无力地躺下。我靠在他的床头，让他偎在我怀里。他闭着眼睛虚弱地说，妈妈，刚才我真难受，吃饭吃得好好的，我怎么会吐呢。我说因为你做过放疗的，别怕啊，明天妈妈就告诉医生，他们会想办法不让你再吐的。
收拾干净地上的东西，我把脸盆隔上一只方便袋，放在儿子刚才吐的地方。好在这一晚儿子睡得很安稳，除了醒来一次喝水和小便外，再也没有吐。可是我却半天睡不着，我不敢细想又不得不想，往后的日子里，我该怎样来帮助他，最大限度地排解这种放疗的副作用。
我永远记得那天晚上，我流着眼泪暗暗对自己发誓：只要是我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哪怕只能够挽回一分放疗对儿子的伤害，我一定要做一百分的努力。
第二天早晨，蔡主任很早就来查房了，一见面就问：“怎么样，儿子，没什么不舒服吧？”这一声“儿子”，叫得我心生感激。当一个医生叫他的小病人是“儿子”的时候，他一定是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对待他的。
我说昨晚上他吐了，蔡主任说那就打打止吐针吧，如果实在是吐得厉害，吃不下东西了，那就要考虑打打营养针。
在T医院打针的经历让我很有一点杯弓蛇影。我问不打针行吗，蔡主任说不用打针当然是好事，也有不用打针的，就看他扛不扛得过去。
因为是比较大面积的放疗，前一天又做得很晚，所以这天儿子是最后一个被通知进放疗室的。早晨吃了一碗米粉还好，刚准备进去，“哇”的一下，他又吐了。罗医生说做完了赶紧打一针止吐，这种针没事的，每天打一针，省得孩子难受。
回到病房不一会儿，护士就来打止吐针了。这种针不是屁股针，也不象吊针，是用一根大约三四厘米长的输液管，用比打屁股针稍稍长两三分钟的时间，一点点地推进静脉血管就行了。
那个温柔漂亮的名叫龚农花的护士，看到我心疼儿子挨针扎的难受样子，安慰我说：“吴边这个样子算是不错的哎，还记得那个吴明达吗，那么大个儿的男孩，一天非得两针才止得住吐，上午一针下午一针，每天还得打很多营养针，他的治疗才做得下去，我看吴边还好，昨天他在护士站跟我聊天的时候，我问他吃饭怎么样，他说我要强迫我自己吃下去，不然我妈妈会很伤心的。”
儿子血液里的白细胞，只是在最后一周才下降到底限，而那两天恰好是双休日，两针升白针就解决了问题，二十一天的疗程没有耽误一天，非常顺利。连山医生也说，吴边的身体素质很好，有的象他这种情况的小孩子，打营养针和升白针的钱，花得比做治疗的还多，还得做几天停几天等白细胞上来再做，一个疗程一个多月才做得完。
那段时间，儿子吃饭哪里叫是吃饭啊，一口一口地味同嚼蜡，吞下一口就呕一阵子，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吐出来，歇一会儿再吃。他会不时地对我察言观色，他总是希望看到我的笑脸。有时候一种我认为他很需要吃的东西他偏偏很抗拒，我先是哄，再是怒，无论他怎样说妈妈我实在吃不下这个，我多吃点别的还不行吗，我就是虎着脸说不行，你一定要吃下去。
当正常的孩子面对满桌的菜肴还挑三拣四、这不要那不好的时候，我可怜的儿子，为了能够好好地活着，为了让他的妈妈高兴，他已经学会了强迫自己吃不喜欢吃的东西。
钱，在那个时候，在我眼里，已经不是钱了。医院有食堂，但那里的味道不是很好，也很单调。医院附近有海鲜酒楼、有松花江饺子馆，稍远一点的有韶山冲酒家、好再来酒店，我都带儿子去了个遍，每天的伙食费最少是一佰块钱，还不包括早晚两盒纯牛奶。
我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儿子每天能够接近正常地吃三餐饭，他就能与放射线的伤害作最有力的抗衡，他就有希望在这场较量中胜出。在这些美食多多、食客多多的场所，他能够从食物的色香味形、从别人大快朵颐的吃相中，获得食欲。
儿子最喜欢去的是海鲜酒楼。不仅因为那里的东西好吃，还因为那里一楼大厅有一排大大的海鲜池，每次等菜的时候，他都要饶有兴趣地去看各种各样的海鱼。尽管在与病魔的较量中被折磨得痛不欲生，他还是那么地热爱鲜活的生命。他问我这些鱼们是不是专门用来杀了煮熟卖钱的，我说不是的，是专门用来让客人观赏的。
生命的真相，有时候不需要太过直白，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孩子面前。我希望在他的印象里，所有的生命都是永远不死的，就象这水里的鱼，永远活蹦乱跳、自由自在。
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至少要去一次，那里的大堂经理、一个二十多岁的文雅的小伙子，很快就跟儿子混得象老熟人一样，每次见到他，都要迎上来说：“小弟弟，今天我们这里又来了几条好看的海鱼，你要不要去欣赏欣赏啊？”他的笑容里虽然不乏职业成份的热情，但更多的是一种同情。特别是儿子坐在餐桌难以下咽的时候，他都要过来劝说安慰一番。
有一天中午，儿子看见邻桌的客人蘸着香香的调味汁，津津有味地吃着白白嫩嫩的沙虾，很是眼馋，我就点了一份。小伙子过来提醒我说，象小弟弟这种情况吃这种食物最好是先问问医生为好。医院里一见了蔡主任就问，蔡主任你说我可不可以吃虾？蔡主任一听，高兴得直点头好啊好啊，可以吃可以吃，这东西是高蛋白的，你吃正好，不过一次不要吃得太多。
晚上再到那里去，我第一个就点了一份沙虾。看着儿子吃得很带劲儿，想想那些营养丰富的高蛋白食物，马上就要滋养着儿子倍受创伤的身体，我的心里真的是比喝了蜜还甜。
从前认为那些文人们写“心里比喝了蜜还甜”这句话太酸溜溜了，这时才体会到，这句话说得是多么的贴切啊，特别是用在写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孩子高兴的时候。
还有一回，儿子吃中了一道“糯香排骨”的菜：一个小巧玲珑的蒸笼里，大约有八块肥瘦恰到好处的两寸来长的排骨，裹着甜绵软香的糯米，浓浓的肉香和米香随着阵阵热气扑鼻而来，令儿子胃口大开，一连吃了三餐还要吃。小伙子就对我说：“我觉得小弟弟在这个时候，还是少吃一些太油腻的东西，多吃清淡的东西比较好，我们这儿刚推出的那个‘三色蒸蛋’就比较清淡，营养也很丰富，价格也便宜，才九块钱。”果然，那盘由淡黄色的鸡蛋羹、金黄色的鸭蛋黄、青黛透明的皮蛋拼合成的“三色蒸蛋”，伴着淡淡的葱香，也让儿子吃得胃口大开。
看儿子情况还好，我就让丈夫不要再来广州了。女儿也是我的心头肉，她要上学，要吃饭，没有人在家里怎么行呢？丈夫就一天几个电话地打过来，不停地问儿子吃得怎么样，睡得怎么样，情绪怎么样。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刚看了报纸上说，做放疗的病人要多吃海带，因为海带里面有一种成份，能够很好地帮助排除放疗遗留在人体的有害物质。
正好海鲜酒楼的“瓦罐煨汤”菜谱里，有一道“海带龙骨汤”，里面还有几味清热润肺的中药作引子，儿子喝是再好不过的了。都说广东人煲汤是最有功夫的，汤上来后，我用小勺子舀来尝了尝，果然是好喝的靓汤。可是儿子却皱着眉头很苦恼的样子，他说妈妈你难道不知道吗，我是最不喜欢吃海带的，更别说喝汤了。我虎着脸说，今天这汤你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
儿子犯起了跟他老子一样的牛脾气，在那里坐了半个小时都不理我。我表面上很强硬，心里却急得不行。医生说过，象儿子这种情况最好不要生气发怒，不然的话头就会晕晕的，对病情不好。正好小伙子过来看见了，马上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只见他笑着对儿子说：“小弟弟，妈妈要你喝汤肯定是为你好啊，这样吧，这罐汤也不要你全喝了，我说了算，今天中午喝一半，晚上喝一半，好不好？你看我多喜欢你，给我个面子吧。”然后他吩咐服务员，剩余的一半就重新封好放进那个大大的瓦罐里面保温，晚上再帮我们拿出来。
问题就这么解决了，而且几天后我再要儿子喝汤的时候，小东西就如法炮制地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说是看在大哥哥的面子上，给妈妈一个面子。
虽然每次我最多只点两个菜，但是去过几天之后，每一次结帐，这位善良的小伙子就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给我们打九折。虽然少付的钱不多，但那种人与人之间非常纯净的关爱与体恤，却是无价的。
我们准备回家去的那天中午到酒店，想跟小伙子道个别，他的同事说他休息了。一个多月后等丈夫第二次带儿子到S医院做化疗的时候，小伙子已经跳槽辞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一年以后，丈夫开了自己的酒店，我才知道，在酒店做事，是一个阶段性流动性非常大的职业，那些员工常常是今天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在哪一家酒店。也许，我们这对母子，只是小伙子漂泊人生里一个已经淡去了的记忆，但是他的善良让我们永远拥有一个美好的关于广州的记忆。
表弟媳的时间比较闲散，隔三岔五地她就会做些好吃的送过来，比如香酥细嫩的牛肉丸子、卤得入口便化的鸡翅根、煲得很软很柔劲的瘦肉粥。儿子嘴里甜甜地叫着舅妈，对这些平常日子在家里难得见到的好吃的东西，腆着脸一一笑纳。然后医院里来看看，顺便把装这些东西的保温盒带回家，以便下次再用。
还有表妹，她在上班，只有双休日才有时间打理家务，可她仍然是每个周六或周日要过来看看我们。她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妈妈，她的女儿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身体也被她调养得很健康，所以她做的饭菜都是讲究营养搭配的，儿子最喜欢吃的就是她带来的黑木耳炒腊肠。我在家里最不会做的就是有黑木耳的菜，表妹的这份菜却做得既柔和又入味，是很好的下饭菜。儿子意犹未尽，第二天在松花江饺子馆吃饭，又想吃“表姨的黑木耳炒腊肠”，可惜那里只有一道“油爆三珍”，是黑木耳和嫩春笋还有一种什么菌做的，儿子勉强地吃了黑木耳，就再也不肯多吃了。
如此种种，这些以关爱做配料、用温情来盛装的美食，给了儿子被伤害的生命注入了鲜活的元气。而他的关于吃的品味，正是在这段时间大为提升。回到家里以后，每当我炒菜，如果他的兴趣来了，就会站在一旁，指挥我在菜里面先放什么佐料，再放什么佐料，最后还要“吊”一丁点儿白糖——按照他的提示一步步地去做，炒出来的菜味道果然是大不一样。我笑说怪不得说“吃在广州”，这上了一趟广州的伢，回来就变成美食家了。儿子就很有道理地说，是我的姓字姓得好，吴嘛，口在天上，口比天大，口在天下，一口吞。我给他一个白眼：“老娘不给你生这张嘴，你吃个屁！”
在儿子的放疗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天出去吃饭，在电梯里儿子跟我商量着是到松花江饺子馆还是到海鲜酒楼去，旁边站着的一个女医生笑着问他：“你是蔡主任的病人，从湖北武汉来的吧？听这话你真是挺能吃的，这里的病人，象你这样能吃的，不多啊。”我就骄傲地告诉女医生说，还有三天就做完疗程了，昨天还给他在护士站量了，他体重下降不到半斤，还长高了两厘米，来的时候是1米45不到，现在差不多有1米47啦。女医生睁大眼睛望着儿子，直说“好、好、好，不错、不错”。
儿子的体重和身高的这两项指标，是我前所未料的好。不管将来的发展趋势如何，最起码这个时候，他还是象正常的孩子一样在生长发育，让我倍感安慰。
那时候，儿子的头发差不多掉光了，剩余的一点点稀稀疏疏无赖趴在因放疗而发白发干的头皮上，难看极了。我就索性找护士龚农花帮他剃了个光头。圆圆的小脸，白白净净的皮肤，秀挺的鼻子，大大的眼睛，这样看上去他就象一个秀气虔诚的小和尚，惹人怜爱；然后我又给他买了一顶红色的鸭舌帽，出去的时候戴上，配上他倾长挺拔的身材，又成了一个帅气十足的阳光少年。
如果某一天正好穿的是那件白色的李宁牌短袖T恤和黑色的“PUMA”品牌七分短裤，出去之前，他一定要先戴上帽子，走着标准的从电视里学来的T台男模步子，到护士站去大秀几个经典造型，听到护士们“帅哥”、“靓仔”的恭维，硬是乐得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所以当看到那个名叫刘翠凤的女孩子提着行李，跟着她父亲走进病房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已经出院了的吴明达，不禁在心底发出一声叹息：天啊，为什么得这种病的，都是这些长得漂漂亮亮、人见人爱的孩子？！
二十三、爱与哀愁
女孩子大约十七八岁，身材高挑匀称，有着象牙色的洁净光泽的皮肤，水滴型的脸上，有一双乌溜溜的双眼皮大眼睛，线条柔美的鼻子下，是象花瓣一样好看的嘴巴。任谁见了，都会惊艳不已：青春，多好啊！
可她走起路来却一颠一颠的，比儿子症状最严重的时候还厉害，尤其是穿鞋时把鞋套在脚上一下一下往墙上蹭的动作，简直是一模一样！
他们来自广州市郊，女孩子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豪爽的人。我们一见如故，当他说起女儿的病，才发现他是一个儿女情长的真汉子。女孩子的右腿时常抽筋的症状也是很早就有了，但当地的医生说青春期的孩子容易缺钙，一般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开了一些补钙的药。后来症状发作越来越频繁，医院检查，也做了磁共振，那里的医生却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大人就以为真的是没问题。直到前几天女孩子哭着说右腿没劲上楼梯了，做父亲的才慌了神，医院很好，就来了，一来做了磁共振，医生就说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子，而且还不小了，当即决定必须做手术。末了，他痛心地伸出两个指头说，从开始到现在，最少耽误了两年时间。
父亲情绪激动地说着伤心愧疚，我却感到女孩子好象在听别人的事情一样心不在焉。她游离不安的眼神分明告诉我，她的心一定沉浸在属于她自己的另外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世界。
父亲叫女儿是“小妹”，亲昵的时候就叫“妹儿”，这是他们的方言里父母对女儿最疼爱的称呼。天快黑的时候，做父亲的要回家了。家里养着很多猪、很多鸡、很多鱼，他必需赶回去，否则稍有闪失，他靠什么来供养两儿一女三个正在上高中和大专的孩子，而且，他说，他的妹儿这次动手术至少得五六万块钱。
父亲一走，小妹就如释重负地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靠在床头发起短信来。随着右手拇指上下飞舞，一种甜蜜娇俏的表情，在她的脸上弥漫开来，使她看上去愈发好看了。我猜，她一定是恋爱了。只有恋爱中的女孩子，才会有这样的表情。
小妹的母亲照看着家里的事，陪她住院的是她的姑姑。姑姑看她短信一发就是一个多小时，就提醒说该休息一会儿了，小妹却置若罔闻。等她出去了，姑姑就叹着气对我说，真拿这妹儿没办法，才上高二就谈恋爱，男孩子还送了她这部手机。她父亲非常反对，几次都要她把手机还给人家，她老是说还了还了，这不，瞒过人眼就跟那男孩子发短信，还要我什么也别说。
小妹的主管医生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医生，每天早晨查房，他都例行公事地进门就问：“刘翠凤，月经来了没有”，见小妹红着脸摇摇头，他说要是来了就告诉我一声啊。医生一走，小妹就又气又恼地嚷嚷：“哎呀，天天都这么问来问去的，羞死人啦。”
原来，小妹的手术早在上星期一就可以做了，但当时正是月经可能要来的时间。“女性病人在月经期间做手术容易造成出血过多，万一在做手术的时候来月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第四天，面对小妹强烈的抗议，医生这样解释说。
而小妹最揪心的不是自己到底什么时候做手术，而是她的男朋友说要来看她，她该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
姑姑出去买早点了，小妹突然问我：“阿姨，吴边午睡一般都是在一点到两点这段时间吧？”我说是啊，有事吗。她羞答答地说：“嗯……是我男朋友说，他今天要来看我，问我什么时间来好，我怕影响小弟弟休息，还没有回答他，那现在我就叫他两点钟以后再来。”说完就飞快地发了一个短信，然后又一派天真地问我：“阿姨，你说我今天这身衣服好不好看？”
我这才注意到，今天她没有穿病号服，而是穿的一件淡黄色的短袖T恤和紧身牛仔裤。我笑了：“你长得好看，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你男朋友一定长得很帅吧？”
小妹娇羞地笑了，刚想说话，姑姑拎着早点回来了。接着她的主管医生来了，一进门就叫着“刘翠凤”的名字：“张主任决定了，后天一大早就要给你做手术，不能再拖了，至于月经，这两三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今天上午，护士会来通知你去剃头的。”
“上午？下午行吗？”小妹急得似乎要哭了，对医生说：“不用你管，我自己去跟护士说，下午，下午三点半钟以后再剃。”她跟在医生后面，一颠一颠地出了病房，找护士去了。
小妹是哭着回病房的，我问她，是护士不同意下午剃头吗？她说不是的，护士同意了，“可我就是舍不得剪头发，我好不容易把头发留这么长。”
少女情怀，总是要找一个可以倾诉的人。
姑姑在病房里的时候，小妹一般不跟我说话。她总是有办法把姑姑支开，一会儿说想吃泡面，等姑姑买回来了，她又说不是她想吃的那种口味；一会儿说想吃水果，姑姑买回香蕉，她又说想吃葡萄，反正就这样来回地折腾。姑姑不明就里，只当是侄女病了口味不好，毫无怨言地一一照办。
姑姑一走，小妹就跟我说起关于那个男孩子的话。认识男孩子的时候，她才十五岁，还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他是她邻居哥哥的朋友，比她大两岁，现在已经上大二了。因为没在一起上学，两个人也不是常见面，见一次面足以让她高兴好几天。他于她，是一个可以撒娇、可以依赖、可以得到温暖的对象，他是这个世界上对她最好的人，他是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人。
“可是”，我说，“你的爸爸妈妈也很爱你啊。”
小妹却非常反感我这句话，她任性地反驳我：“我老爸他好忙哦，从小到大他都没时间坐下来跟我好好说话，生气了就打人，我老妈也是，成天跟在我老爸屁股后面帮忙，烦了两个人就吵架。我们家有好大一幢房子，三层楼的哎，在我们那里算是气派的，离学校很近，现在就只有我跟我老弟住在里面，方便上学啊。他们俩个人就住在鱼池边的小房子里，成天就知道喂鸡喂猪喂鱼，见面就是给我们学费伙食费，然后就骂我这么小谈恋爱给他们丢人……”
我无语相对。我想起来，我的女儿十二岁了，离小妹早恋的年龄只差三岁。
小妹的爱无疑是纯真的，纯真得幼稚。她不知道正是老爸老妈相爱给了她生命，她才能来到这个世界与他相遇；她更不知道正是老爸老妈没有日夜的劳累给了她无忧无虑生存的条件，她才有机会去这样美丽地谈一场恋爱；她还不知道的是，如果有一天，那个只是与她相遇的人离她而去，无法割舍对她的爱的，仍然是她的老爸老妈。
可是，除去这些幼稚，小妹的爱又是多么纯洁啊。她只是爱，从来不曾说起男孩子的家世、贫富、未来，也从来不曾说起男孩子哪怕是一点点过错，没有任何计较地，她只说他们在一起快乐的事情。
这与我少女时代的爱，是多么的相似啊。只是，我多了一些内敛，她少了一份压抑。何况，这是一个张扬个性的年代，爱就爱了，无所畏惧。比如小妹，只要能够见到心爱的人，马上要做开颅手术了又怎样。
这回姑姑真的是有事出去了，医院外面的小卖部去打个公用电话，让小妹的父母亲最迟在明天下午就过来。她是断然不敢找小妹要手机用的，那是小妹的宝贝。
看小妹还在为剃头发伤心，儿子安慰她说：“姐姐，怕什么，反正你男朋友来的时候，你的头发还是现在这个样子。要不，今天我就不午睡啦，你让你的男朋友早点过来，他长得帅不帅，以我的评语为标准。”
下午两点钟刚过，果然有两个男孩子拎着很多的水果到病房里来了。都是一样的嘘寒问暖，看不出他们哪一个是小妹的男朋友，三个人说的全是方言，我和儿子一句也听不懂。只知道他们说说笑笑的很高兴，不象是在病房里，而象是在教室里，或者家里，或者公园里。
我不想象个电灯泡一样，在那里扫孩子们的兴，就到护士站周围转转。只有我那稀里糊涂的儿子，烦腻了病房里惯常的宁静，一下子来了两个说话粗声翁气的同类，真是如同小猴子见了回到花果山的齐天大圣，粘在里面不想出来。他听不懂他们说什么，看看热闹也是好的。
小妹的幸福时光只有一个半小时。三点半钟的时候，护士龚农花来喊“刘翠凤”去剃头了。
两个男孩子走的时候，小妹没有送，倒是儿子象小主人一样地乘电梯送客下了楼，回转来时举手投足之间竟好象多了几分成熟。
小妹在病里拿着梳子把她齐肩长的头发梳了不下一百遍，磨磨蹭蹭地就是不肯到护士站去。这头比浓密不足、比稀薄有余的头发，不但没有破坏她的美丽，反而象一幅色彩过于绚丽的水彩画上，一抹不能太过浓烈的点睛之笔，给她频添了些许淡雅素净。
小妹哭了，用她钥匙串上的小剪刀，剪下了一缕头发，无比珍爱地放进一个用完了的小小的点心盒子里。做完这些，本来是准备去的，不知怎么的她又悲从中来，一下子扑在床上，更伤心地哭了起来。
儿子摸着自己的光头走过去说：“姐姐别哭了，我比你先剃光头，他们还都叫我是帅哥。”小妹呜呜咽咽地说你是个男的，当然不怕难看，你什么时候见过女孩子是光头的。
儿子一本正经地说：“见过啊，我每天上午到一楼做放疗的时候，有一个姐姐跟你差不多大，长得比你还漂亮，也是光头，我觉得一点也不难看，不信你明天跟我一起去看看。再说，再说你已经见过你的男朋友了，下一次等头发长长了再叫他过来，不就行了吗。”
儿子对小妹说的那个姐姐，的确是也很漂亮，只是她的沉默安静不同于小妹的浪漫天真。她比小妹瘦弱，那个高傲的光头很适合她忧郁的大眼睛。在宽大的病号服的笼罩下，她看上去象一个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寻求清静的小尼姑，令人只可远远地为她叹息，而不可在近处打扰她的往事前尘。
小妹听了儿子的话破涕为笑。这前后发生的事情，似乎成了他们友谊的转折点，从此小妹总是跟陪伴她的人借口“带小弟弟出去散步”，到外面给她男朋友打电话。儿子回来以后会悄悄地跟我说，今天姐姐又跟男朋友吵架了，或者今天姐姐又把男朋友教训了一顿，我提醒她说姐姐你是病人，不能够生气，这样对你的病情不好的。说完了，他就叹气说原来谈恋爱是这个样子的，真累。
我不知道这种善解人意，是我从前没有发现的天性使然，还是在这场灾难中所受到的关爱使然，儿子的表现，让我看到了他对生命无比纯真的同情与怜惜，使我为自己曾经无法摒弃的自私、以及别的大人们振振有词的冷漠而汗颜。——所以，大慈大悲的佛菩萨一定要拯救他。
小妹的父母亲在第二天一大早就赶过来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小妹的父亲在进门的一瞬间，一看见前几天走的时候还是完好无损的女儿，这时却顶着一个光秃秃的脑袋在那里冲自己笑，眼睛立刻就红了，她的母亲更是眼泪汪汪的。
第二次看见小妹的父亲流泪，是小妹在手术后第二天，缠着满头的白纱布，从ICU重症监护室转回病房来的时候。小妹的手术从早晨八点半钟，一直做到晚上七点钟，在这十一个半小时里，她的父亲除了不停地从病房往手术室门口跑，就是在病房里不停地没话找话地跟我和儿子说话，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排解内心的担忧与不安。
小妹肯定是看不见父亲流泪的。从沉睡中醒来，她看见的是父母亲开心的笑脸。当父母偶尔不在身边的时候，她就拿出那两天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去了的手机——可能是枕头底下，最可能的就是床垫底下，给男朋友发短信。因为头痛，她发一下就要歇一会。其实她精明的父亲又何尝没有发现她的小把戏呢？可是面对还在一天24小时输液的女儿，他又能说什么呢？也许他说出去有事，就是为了成全女儿的心事，即使他内心是非常不情愿的。
床下是母亲刚刚洗净的为她接尿的便盆，头上是三十几个小时以前正在被医生缝合的也许此时还渗着血水的刀口，右手上是为了保护生命不被细菌感染而一瓶接一瓶的吊针，左手却在不停地给心爱的人发着短信，还要时时提防着父亲突然出现的怒容……这年轻的、无所畏惧的爱啊。
爱来了，是没有办法阻挡的。就象这病来了，也没有办法阻挡一样。可是，如果小妹手术留下了后遗症，男孩子还会爱她吗？即使爱没有尽头，生命却是有期限的。这样的生命，于爱而言，是不是一个阴影？这样的爱，于生命而言，是不是一个伤害？
我想到了我的儿子。如果，在生命最美丽的时候，他还能够幸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可爱的女孩子爱上他吗？他会爱上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吗？
如果这两个答案都是肯定的，我会因为我已经预知的阴影和伤害，而去阻挡他们吗——可是，那将是我最幸福的事情。——如果只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这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我的儿子，他的生命将是多么的寂寞与苍白。
哦，爱来了，就去爱吧，即使今世不能在一起，来生一定要再相遇。生生世世，世世生生，千百次的轮回中，一段情缘，总会了结，一份真爱，总会圆满。
二十四、那些生命，不曾放弃
无论中午是多么炎热，广州夏季的早晨总是这样的清爽宜人。
医院宽敞的大门前，有几株高大翠绿的树木和半圈造型雅致的小灌木，简洁明净的地面砖，将早晨清新的空气渲染得生机盎然。
每天早晨六点半钟，我都会准时带着儿子步行下楼做早锻炼。先跑五圈大约八百米，再把在家里的时候丈夫为他自编的一套运动操做一遍：起蹲、下腰、倒退走、单脚跳、举哑铃、飞轮甩手，没有器材做单杠吊臂，就用弹跳摸高来代替。哪怕是一分钟以前刚刚呕吐过，这套程序还是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儿子常常因体力不支想要偷懒，被我狠着心拒绝。我尽量不去看他日渐苍白的脸，生怕自己心一软，而放弃了想要他回归正常生活的希望。
每天，有一对父子，早已先于我们在那里做着他们的运动了。所不同的是，父亲是站立着主动的，而儿子却是被动的——他几乎是没有意识地象一只大大的靠背枕头一样，被放在轮椅上，脸上是没有生命气息的苍白，两只眼睛半睁半闭，眼珠很长时间才转动一下，让人觉得他的神识始终在半梦半醒之间游离，而父亲每一次泣血的触摸，他是否能够感受得到？
“是去年的7月16号，那天晚上十二点多钟我儿子下夜班回家，走在路上好好的，被一辆后面来的货车撞了，那个司机是酒后驾车的，刚从一个排档出来，喝了很多的酒……”一年多了，不知道这位满脸苍桑和坚强的父亲，面对无数充满同情和好奇的注目，将这样的一次一次的诉说，喃喃地重复了多少遍？
父亲从儿子的手指、手背、手腕、手肘、手臂，一直揉捏到肩膀，然后又从背、胸、大腿、膝盖、小腿、脚踝、脚背，一直揉捏到脚趾，一个动作也不马虎，一边捏，一边跟儿子说着话，好象儿子只是累了、睡了，只要他这样一直揉捏下去，儿子就会在某一天早晨醒来，一切又回到从前。
每天早晨，我的儿子跑步要从这对父子面前经过五次，每次他都不厌其烦地伸出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微笑冲他们做个“V”型手势。那两根手指虽然伸得不是很笔直，还是弯弯的使不上劲的样子，但是比起以前完全不会自主地动那只手，已经是很大很大的进步了。
我故意问儿子，你老拿两根手指在那儿晃晃的是什么意思啊，儿子说妈呀这你都不懂，两根手指张开表示“V”，是英语单词victory胜利的第一个字母，就是大家互相鼓励、一定会胜利的意思。我一副茅塞顿开的样子：“哦，那你每天就多在那儿晃几下，那个伯伯就更有信心了。”
也许是受了我的儿子每天的微笑和五次“V”型手势的感染，渐渐地我在那位父亲有着刀刻一样纵横沟壑的脸上，看见了显得有点笨拙的笑容。一场如此深重的灾难，足以泯灭一个中年男人所有的希望，一切美好的情愫，都会随之而去，连笑容都变得僵硬。
在我们准备出院的那天早晨，当那位父亲微笑着向我点头问好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不仅是我的儿子就要回家了，而是我还看见，那个靠在轮椅上的儿子，眼睛完完全全地睁开了，眼珠的活动也灵活多了，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父亲每一个揉捏的轻重缓急，他都深切地感受到了。
“今天早上我叫他的小名儿的时候，他还流眼泪了。”父亲的脸笑得变了形，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极度兴奋的心情。
常规放疗一开始，我就向医院的康复科，给儿子的右手右脚做康复治疗。我想，瘤子缩小了，那么对周围神经的压迫也缓解了，即使那些神经细胞已经缺氧坏死了，早一天帮他做康复训练，早一天建立起周围神经的代偿功能，就能把后遗症减少到最低限度。我希望，儿子回家以后能够象别的孩子那样正常地去上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希望，儿子走在大街上，不要因为他异常的步态而引人侧目；我希望，儿子的一切能够自理，当有一天我不能陪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可以轻松地面对自已的生活……
看得出来，蔡主任虽然不是特别赞成我的想法，山医生也说“那就要多花将近一仟块钱了”，但也许只是为了给我这个做母亲的一个安慰，他们还是很快联系了康复科的张裴新医生。张医生给儿子安排的是一种穴位电极刺激理疗，每天四十分钟，一般在上午做。
康复科的诊室在四楼，都是做按摩、理疗和针灸的。人在外面，就听见小孩子的哭闹声音响成一片，进到里面，那些在医生的手掌下挣扎着的、被通着电极的、身上头上脸上扎满了银针眼泪汪汪的小孩子们，不是患有先天性的脑瘫、癫痫，就是因为种种意外而神经系统受到伤害，一个个看上去都可怜极了。也有不少的大人，只是他们都很安静地或坐或躺地在那里。在与病魔的交战中，他们已经领悟，孩子们这样冲动的抗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功夫到了，病魔自会打道回府。
最可怜的是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连嘴唇周围都扎着银针，张医生每一次给她扎针下来都满头是汗，吹着空调也不管用。一直到取出银针，小女孩都是哭闹着的，分不清她脸上哪是汗水，哪是泪水。医院治疗的，不是她的爸爸，也不是她的妈妈，而是她十五六岁的姐姐。
姐妹俩长得很像。姐姐说这是她第三个妹妹，也是最小的妹妹，她们的老家在河南，这个妹妹是爸爸妈妈带着三个女儿到广州来打工以后，为了生个弟弟，才生下来的，到了一岁多还不会走路，才发现她有先天性的脑瘫。“爸爸妈妈都在拚命地打工赚钱给妹妹治病，他们说，妹妹的命比我的学业重要，所以今年我初中一毕业，就在家里照顾小妹妹”，这句话，姐姐说得很安祥，因为她也很认同父母的话，“妹妹的命比我的学业重要。”
曾经在报纸上的健康版面看到一篇文章，说在日益增多的抑郁症病人中，医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为他们无法回避生命残酷的真相，时时要面对病人和家属各种各样的悲伤痛苦，而容易产生种种不良情绪。真是难为了张医生，在这样一个整天与残缺的生命的打交道的环境里，还能够拥有一张永不退缩的笑脸。
一年半以后，我在医院的网站上看到，这个瘦瘦高高、白白净净、对人总是一脸笑意的年轻医生，与护士龚农花结了婚，用网站消息中的话说，是“三九事业成就了一对有缘人”。我高兴地叫儿子也过来看这个消息，儿子竟然一点也不激动：“我早就知道他们会结婚的”，我大吃一惊：“为什么？”儿子见怪不怪地说：“我在医院的时候，就看见张医生对龚农花眉来眼去的，不结婚——哼，那才怪。”
我目瞪口呆，不知道接下来可以说什么。这个小东西，在医院里果然是长了不少的见识，连这样的情况都尽收眼底。
康复科另一位名叫黄文斌的医生，主管儿子的肢体康复训练，每天下午两个小时。正是从这个刚大学运动医学系毕业不久的黄医生，每天两个小时科学、系统的训练，对儿子肢体恢复起了非常关健的作用，也给丈夫自编的那套运动操注入了科学的元素，使儿子得益非浅。
在医院七楼的器械训练室里，各种针对性的训练器械一应俱全。用拉力器上下左右地训练手腕的力度，用扔绳圈来训练手臂的整体感觉，用发扑克牌来训练指尖的灵敏性，用单臂俯卧撑让右手支撑全身重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两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医生只对管一两个病人，这样的训练效果可想而知。而且刚好，儿子的夸夸其谈与黄医生的健谈随和一拍即合，两个人常常是老着脸做完了一套动作，就聊一会天，相互挖苦讽刺一番，结果一定是儿子从中受到激将，把下一套动作完成得更好。
有一天训练的时候，儿子听黄医生在电话里跟对方说明天是他的生日，当天晚上就在一张纸上画了一张黄医生的画像：一张瘦削的方脸，一副大大的宽边眼镜，几颗笑得包不住的大门牙，一个因笑而被拉宽了的鼻头，几粒热情洋溢的青春豆，一头浓浓的象刺猬一样的头发。几个夸张的笔峰，把个黄医生画得惟妙惟肖，写上“祝黄大哥生日快乐”的字样，作为生日礼物送了出去。
黄医生一看：哇噻，吴边，怎么这么难看啊？儿子问你是说我画得难看，还是说你长得难看啊，黄医生一咬牙一跺脚：“都难看！今天训练时间延长一小时，以示惩罚！”
所谓训练时间延长一小时，也只是允许儿子在他从前想动而又不能动的器械上呆上一小时罢了，其实就是奖励。
儿子却一分钟也不想在那里呆了。那一层楼是康复科的住院病房，一个脑瘫做了脚后跟肌腱手术的小男孩，因为不愿意站着学走路，已经在训练室的外面哭了整整一个下午，连听的人都累了。
小男孩的妈妈也在哭，她比她的儿子更犟：你不走路，那就不许你坐。可怜的小男孩不过三四岁，就那样扶着墙站一会儿，又蹲一会儿，就是不肯、确切地说是不敢走出这人生的一步。因为没有做手术这前，他一直是不能走路的，所以他很害怕。他一边哭一边说：“妈妈呀，好痛啊，好痛啊，我不走路好不好，不走路好不好，妈妈呀，妈妈呀。”哭到后来，他哭一句停下来，就要使劲地抽噎一下，然后看一眼他的妈妈。
护士同情地对小男孩的妈妈说，这事儿不能急的，小孩子哭得太厉害了对身体不好，何况你孩子才做了手术不久，今天就算了，明天再开始吧，不要影响别的病人休息。“不，我不管别人休不休息，我要教我儿子学走路，学走路！”小男孩的妈妈已经伤心得有点竭斯底里了。
一位陪中风偏瘫的老伴住院的奶奶，也劝她：“孩子这么小，别着急，慢慢来，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的，别把孩子给逼坏了。”
小男孩的妈妈哭得更厉害了：“就是因为他小，我才要这么逼他，等他这么着长大了，再想学走路就更难了。您不知道，为这孩子我伤了多少心，看见别人的孩子在地上活蹦乱跳的，我心里多羡慕啊。他现在再不学走路，将来就得在地上趴一辈子！呜呜……呜呜……我也知道我儿子现在即使会走路了，样子也是怪怪的，可是他很聪明的，都会背唐诗、算算术了，他将来还要上大学的！您瞧他多会说话啊，把您的心都给说动了……呜呜……他多聪明啊，可就是不会走路……呜呜……”
不知什么时候，小男孩不哭了，蹲在那里，一边抽噎，一边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他的妈妈哭。
儿子靠在墙上看着这一幕，然后想起什么似的跑到训练室拿来几个五颜六色的绳圈，在小男孩面前蹲下来：“小弟弟，过来啊，你过来，我就把这些好玩的东西都送给你。”
小男孩听了这话，真的站了起来。他往前倾着身子，伸手想拿过儿子在右手食指上绕来绕去的绳圈，可是中间还有他的整个手臂那么长的距离。儿子就蹲在那儿两只手来来回回地捣腾着那几只绳圈，不停地诱惑着。
小男孩被逗得“咯咯咯”地笑起来。他的笑声止住了他妈妈的哭声，他妈妈屏住呼吸，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那一双瘦瘦的、有些畸型的、脚后跟上有着新鲜手术伤痕的小脚，仿佛那是她全部的希望之所在……
对玩具的渴望战胜了对疼痛的恐惧，或者说，是对快乐的向往让他忘记了一切。终于，小男孩的右脚后跟提了起来，脚尖随之离开地板，当他的整个右脚掌刚刚立稳，紧接着，左脚又如此这般迈开了步子，随即，一个踉跄，往前摔倒在地板上。
他的妈妈一下子冲到他面前，又蹲着后退到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张开双臂：“来啊，宝贝，起来，到妈妈这里来……”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小男孩显然还没有从刚刚摔倒的恐惧中回过神来，就被妈妈深情的呼唤牵引着，一步、两步、三步，一下子就扑在妈妈怀里，“哇——”的一下放声大哭——他被自己的勇敢吓坏了！
一直站在旁边的护士带头鼓起了掌……这个不幸孩子的人生第一步，走得是如此的辛苦，又是如此的精彩。
他的妈妈笑了，又哭了，就象我当初听到我的儿子生命的宣判一样。
“每个生命都有自己不同于别的生命的生存状态，只要他是存在的，就有他自己的存在方式，只要他觉得是幸福快乐的，就够了。你这样活着，他那样活着，都是活着，你不要去不停地为他哀叹，你不要以为他的生命与你的生命有什么不同。”
儿子重新回归正常生活以后，我却一直走不出那个有限的生存期带给我的心理阴影。那段时间，我就象一个忧郁症病人一样，有事没事地找我的“闺密”满红，在她那个清闲自在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儿子生命的真相，我只能说与她听，我需要有一个可以象她这样静静地听我倾诉的听众。那天，当我又一次跟她说起那些象我儿子一样不幸的生命，看上去不幸的生活的时候，她这样对我说。
那一刻，我心释然。
那些不幸的、不曾被我们放弃的生命，以不同于我们存在的方式存在着，其实是多么幸福啊。就象我的儿子，一场劫难过后，这个在我们眼里如此平凡的世界，就是他的天堂。
二十五、儿子，妈妈要为你写一本书
已经是九月份了，学校开学了。医院里的儿子，开始有点心神不定。丈夫从家里打电话来说，儿子原来的五（二）班现在的六（二）班新来的班主任老师，昨天还在问吴边什么时候回去上学，如果实在是需要耽误很长时间，最好是准备休学，因为六年级是毕业班，学习必然要抓得很紧，医院里的他来说，可能会承受不了的。
丈夫让我去征求蔡林波主任的意见。
当我把这些情况说给蔡主任的时候，蔡主任看了我一眼说：“休学干什么，回去就可以上学，一切如常。”我想蔡主任的回答一定是源于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既然已经在学业上对儿子不作什么指望了，不如跟班上算了，没有必要耽误一年；二是可能蔡主任还不知道，作为中国教育强省的湖北省，应试教育的竞争程度之激烈，早已白热化，而作为强中之强、优中之优的武汉市新洲区，其学生艰苦的学习生活，是学习环境较为轻松的广州市的中小学生们完全不可比拟的。就算是跟着混点，在小学最后一年早七点晚六点、中午只给半小时回家吃饭的毕业班的生活，孩子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很难吃得消。
而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残酷的现实，我一心只想着要儿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不管医生怎样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放弃他什么。儿子一听说要他休学，更是一百个不情愿：“那样多丢人啊，到时候班上都是比我小的毛毛头，都会叫我‘留级佬’，不，我一回去就要上学。”
所以，当得知姑父要送表妹的女儿回广州上学的消息，我就要丈夫去找我们家那栋楼里，比儿子高一年级的邻居的孩子，借了六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课本，让医院里来。我要帮儿子补课，不管行不行，我要试试看。
这样一个良性的刺激，对于儿子正在受着放疗损伤的脑神经，会不会有一个好的作用？就好象是一场拔河比赛，明知道这种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可是我想，我就这样不认命地跟那些放射线拔来拔去地抢我儿子的智力，虽然最终赢不过，终究比一开始就认输要强。最起码，如果这个过程能够延缓甚至减轻那个不可逆转的结果的出现，儿子的生活就会多一点点幸福的指数。这是我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
很长时间没有摸课本，儿子显然对那些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有些生疏了。但是语文课本上第一篇课文《桂林山水甲天下》，却激起了他很高的朗诵热情：
桂林山水甲天下
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乘着木船荡漾在漓江上，来观赏桂林的山水。
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玩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看见过漓江这样的水。漓江
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船桨激起的微波扩散出一道道水纹，才让你感觉到船在前进，岸在后移。
我攀登过峰峦雄伟的泰山，游览过红叶似火的香山，却从没看见过桂林这一带的山，桂林的山真奇啊，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到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啊，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
这样的山围绕着这样的水，这样的水到映着这样的山，再加上空中云雾迷蒙，山间绿树红花，江上竹筏小舟，让你感到像是走进了连绵不断的画卷，真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
一遍又一遍地，儿子用他久违的、在课堂上特有的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声情并茂地朗读着这篇近三十年以前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课本上就有的传世佳作，直到把它背熟。
文字的力量是巨大的。感谢那位名叫陈淼的作者，为我的儿子描绘出了一幅如此美丽的山水画，医院的病房里，对外面的世界、对未来的生活，从此产生了无比美好的想往与希冀：“妈妈，等我的病好了，你和爸爸什么时候带我和姐姐到桂林去玩，那儿的景色，真的有课文里写的这么美吗？我真想去看看！”
我回答说，肯定有这么美，如果真的没有这么美，作者怎么能写得这么美呢？好啊，等你的病好了，我们一家人到桂林去玩。
过年的时候，儿子说要到桂林去玩，我说现在是冬天，到桂林最好的季节的夏季。儿子说那好吧，我们暑假的时候去。
可是年的夏天，丈夫为了做酒店，掏空了本来就见了底的家底，还借了四十万块钱的债，人也累得脱了一层皮，儿子的愿望没能实现。我说，明年吧，儿子，明天夏天等你爸爸把借人家的钱都还了，也有时间休息了，一定带你和姐姐去桂林玩。
可是年的夏天，借的债还没有还完，家里的日子依然过得很紧张。儿子说，妈妈，看样子今年又不能去桂林了，明年能不能去啊？你先好好计算一下，别急着答应，免得明年又食言。
酒店不是印钱的机器。现在算起来有实现的可能，可是后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我没有办法出门赚钱，我不在家，这爷儿仨都成了没妈照顾的孩子，我也放不下他们。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写一点小稿赚一点小稿费。那一点小稿费，只是杯水车薪。而且，经历了这场灾难，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打动我的心。
想了很久，年的8月25日，在儿子的新生命开始两周年的那一天，我对儿子说：“儿子，妈妈要为你写一本书，如果能够赚得一些稿费，明年就带你去桂林。”
儿子不相信地望着我：“妈妈，你有那么牛吗？要是你写到半途而废，或者只有我们一家人愿意看你的书，那你就赚不到钱，那我就去不成桂林了？”我很坚定地说：“不管怎样，明年一定带你去桂林，你小子，别在这里泼冷水啊。”
我要在儿子的有生之年，带他走遍他想往的地方：桂林、张家界、九寨沟、万里长城、青岛、庐山……钱是什么？钱是银行存折上一串或长或短的数字，是生命之外的东西。如果，钱可以让儿子实现这些愿望，如果，我有很多的钱，我情愿我的银行存折上一片空白——只要我的儿子，能够实现他美丽的梦想，只要我的儿子，拥有满怀的幸福快乐。
一种失而复得的幸福，会使曾经绝望的眼泪凝酿为生命的琼浆，但愿它的温情能够包容天下所有不幸母亲的心；一个美丽的梦想，能够支撑无数个艰难困苦的日子，但愿它的执着能够成就生命的奇迹。于是，我就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
课本的第三课，是《古诗三首》，其中第二首是清代诗人郑燮的《竹石》：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那天我给儿子讲解了这首诗的意思。儿子想了好半天，对我说：“妈妈，我觉得我就象这首诗里面说的竹子一样”，我说哪里象啊，他就念了后面两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想了一想，他又说，不过我是“咬定健康不放松，立根原在妈怀中”。
好一个现代版的《竹石》：“咬定健康不放松，立根原在妈怀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吴边，你都快成诗人了，”我开怀大笑。
儿子大言不惭地说：“诗人算什么，以后我还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正是这句话提醒了我。回家以后，我让丈夫教儿子学电子琴、学象棋，送儿子到专业老师那里学书法和素描，这些来自“世界上最美妙的语言”和“最有表现力的艺术”的熏陶，给了他饱受伤害的大脑，最玄妙最真切的滋养。
记得在医院四楼候诊室报夹上的一期《报刊文摘》上，我看到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一出生便颅内出血、生命垂危的孩子，所有的医生都劝他的父母放弃。可是他的父母把他抱回家，整整三年，为了让他大脑里面的血块慢慢被吸收，并且不再发生新的出血，夫妻俩白天黑夜地轮换抱着他，不让他受到一点点振动。三年后，当他的生命不再被出血威胁的时候，他的父母又趴在地上教他学走路，他前进一步，父母就趴着退一步。当他学会走路以后，他的父母又想尽一切办法训练开发他的智力。又过了三年以后，在幼儿园的学前班里，他成了最聪明最健康的孩子，又过了三年以后，他是全市小学生奥数竞赛的第一名，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我把这个故事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知道，这个孩子的大脑要战胜的来自他自身的疾病，可我的儿子，他的大脑受到的是最可怕的放射线的伤害。我可以效仿那对伟大的父母，我的儿子却不可能有那样的结果。然而，后来他在美术和音乐上显露出来的不可扼杀的天份，又让我满怀希冀：也许，这才是他最好的天性的回归。
每天上午做过放疗，学过功课，儿医院的十八层楼里上上下下地闲逛，由此，我们看到了很多别人的故事。其中最让儿子同情的，是医院里的十六岁的男孩子。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为他一直都戴着一顶米色的太阳帽，就叫他“太阳帽”吧。
太阳帽个子高高的，瘦瘦的，是“走在路上，一阵微风吹过来，还得赶紧找个电线杆抱着”的那种瘦。帽子的边沿很宽，遮住了那张比身体还要瘦的脸，几乎就只看得见一张嘴了。也许是他的脑瘤长的位置是“静区”，并没有影响他的神经功能；也许是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术高明，除了瘦，他的身体看上去没有任何异样。有很多时间，他都呆在护士站里，跟护士们聊天，帮她们做其实不需要他帮着做的事情。看得出来，她们都很爱护他，迁就他，生怕他有一点点的伤心寂寞。
听护士说，从做手术后的第七天开始，医院里住了两个月了，从神经外科转到放射神经外科，从打针到吃饭，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安排。医院二楼的食堂去吃饭，每次都看见他吃着最便宜的饭菜，算起来每天不过十二三块钱吧。
儿子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妈妈，他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来陪他？是他没有爸爸妈妈，还是爸爸妈妈不爱他？这个哥哥真是太可怜了，妈妈，我觉得我好幸福哦。”
医院食堂去吃饭，又看见太阳帽一个人坐在那里。儿子想解开心里的谜语，一定要过去跟他坐在一起。
太阳帽很有礼貌地跟我们打招呼，儿子童言无忌地一下子就提出了问题：“哥哥，你怎么总是一个人？你的爸爸妈妈呢？”
太阳帽一点也不含糊：“小老弟，我没你幸福啊，我的爸爸妈妈都在深圳，没日没夜地在工地上打工，哪有时间陪我住在这里。”好象是嫌儿子听不懂，他的脸转向我：“我爸爸妈妈那么拼命地干活，两个人一天的工钱加起来才一佰多块，不够我在这里一天费用的几分之一。本来我们一家人在广州靠爸爸妈妈打工的工资吃穿不愁的，都怪我，脑子里要长个什么胶质瘤。这下子学也上不成了，从动手术到现在，家里的钱都花光了，还借了亲戚很多钱，家里的房子也租出去了，我出院了就到深圳去，跟着爸爸妈妈住工地。”
我说两个月了，你妈妈不想你吗？太阳帽嘴唇翕动了一下：“想啊，我也想我妈妈。她来过一回，抱着我哭得那个惨。我就要她走，说我在这里能走能动的，不用谁照顾。我妈妈就哭说，都怪她和爸爸没有用，没有钱，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受罪。我就说都怪我不争气，别人的儿子好好的，偏偏我要生病……”
儿子安慰太阳帽说：“我不也生病了吗，也花了我爸爸妈妈很多钱，也跟你一样不争气，我妈妈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太阳帽揩了一下眼泪说，他明天就要出院了，今天上午已经买好了到深圳的火车票：“我自己去，到了深圳再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下个月，我还要到这里来做化疗，还是一个人来。”
生命的能量到底有多大，谁也不知道。只有当疾病与贫穷象夺命的洪水猛兽一样逼过来的时候，他顽强的生命力才会全部迸发出来。
生命，是多么值得我们去尊重和敬畏啊。如果我的文字，不能为这些顽强的生命写下一些什么，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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