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实验,惊人的发现史上最冤的艾滋

自艾滋病被人类首次发现以来，科学家们除了积极寻找治疗方法外，也一直在试图解开艾滋病起源之谜。艾滋病来源于非洲的黑猩猩，是现阶段被大多数权威科学家认可的观点。艾滋病被发现的20年后，科学家才从黑猩猩体内发现SIV病毒。SIV(猴免疫缺陷病毒)和HIV(人免疫缺陷病毒)同为灵长类免疫缺陷病毒，基因十分相似。他们认为，SIV病毒变异后，从猿猴传播到了人类身上。那么问题就来了：黑猩猩又是怎么把病毒传染给人类的？现在大多数艾滋病专家认为，这与非洲一些国家捕食猿猴的习惯有关，他们在屠宰或食用的过程中被感染了病毒。所以，不要再乱猜想人类对猩猩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不过，以上的观点都只是最合理的推测，艾滋病起源之谜到目前还不算真正解开。毕竟第一次将病毒传染给人类的黑猩猩，或是第一次把艾滋病传染开来的病人，已经没办法找到了。虽然，这些最原始的病例无从考证，但“第一个”将病毒传入美国的人却仿佛有迹可循。他就是被称为艾滋病“零号病人”的盖尔坦·杜加（Ga?tanDugas）。“零号病人”，是指第一个得传染病并开始散播病毒的患者。在流行病调查中，也叫作“初始病例”。因为“零号病人”这个错误标签，杜加被认定为把艾滋病带到美国、性生活混乱，并且恶意传播艾滋病的反社会分子。这个不幸患了艾滋病的可怜虫，还被指为艾滋病疫情的“源头”，受尽了千夫所指。直到年年末，研究者才通过历史和基因分析，洗脱了他身上的罪名。原来杜加并非臭名昭著的“零号病人”，他只是成千上万被感染HIV的一员，更不是他把艾滋病带到美国来的。然而，这场闹剧已持续发酵了近30个年头。盖尔坦·杜加，出生于年，是一名加拿大籍的航空乘务员。他相貌英俊，身材健硕挺拔。这样的条件可以说是迷倒了一大波年轻小伙子——没错，他是同性恋者。从20岁起，他就成了一名加拿大“空少”。在飞行之余，他每到一处就会去各个城市的同性恋聚集地寻欢，如同性恋酒吧和桑拿房等。有着英俊的外貌且极具亲和力，杜加在同性恋圈子里大受欢迎，他也很享受这种生活。然而，他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年夏天，杜加的身上长出了许多红疹和紫斑。医院确诊为卡波西肉瘤(6)。然而杜加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并不知道这是艾滋病并发症的一种。他只知道，自己是众多同性恋中倒霉的一员，也没有想过这种疾病竟可以通过性生活传播。所以除了积极参与化疗外，乐观的他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因为接受皮肤癌化疗，他的头发不断脱落。后来，他就索性剃了个光头，并在头上系一条豹纹发带，是当时最为时髦的打扮。但是生活从来就不会因为乐观和积极变得简单。年6月，就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介绍了5例艾滋病病人的病史（那时候还没命名为艾滋病，杜加并不在这份名单上）。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关艾滋病的正式记载。然而，官方唯恐造成社会恐慌，并没有向大众透露太多该方面信息。他们只是打算悄悄地调查，把这种疾病的传播源头搞清楚再说。年，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将目光投向了男同性恋中高发的卡波西肉瘤。当时有卡波西肉瘤的同性恋患者可不止杜加一个，但就只有杜加最配合调查。不过，也就是他的异常配合，导致了后面的悲剧。调查人员希望他提供五年内的性伴侣信息，协助他们弄清这种免疫缺陷症的传播方式。同其他患者的缄默和记忆模糊不同，杜加表现得十分积极。他不但专程从加拿大赶到美国亚特兰大，接受详尽的生化检查，此外，还自报了让人惊讶的性史，列出了72位性伴侣名单。根据这份名单，疾控中心的人也顺藤摸瓜地找到了这些人，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结果显示，很多杜加的情人，或情人的情人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症。杜加的坦诚，使研究人员认识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的进程大大加快。那年的9月，疾控中心就把这种疾病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为了方便研究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疾控中心的调查员将所有关联的病人，以城市和序号的方式进行标注。例如这批病人来自洛杉矶，则标注为LA1、LA2、LA3……而另一批病人来自纽约，同样标注为NY1、NY2、NY3……然而，在这组美国艾滋病关联图中，杜加是唯一一个加拿大人。所以便用字母O来代替，表示“Outside-of-California”。问题就出在这个字母“O”上。因为和数字“0”长得很像，很多研究人员都误以为这个字母“O”是数字“0”。在这个乌龙事件中，杜加成了所谓艾滋病的“0号病人”。这份错误的报告把杜加称为“0号病人”，并发表于《美国医学》杂志上。这“0号病人（Patient0）”和代表疾病起源的“零号病人（PatientZERO）”，只是写法不同而已。当时报告一出，民众哪管什么是Patient0和PatientZero，就直接炸开了锅。‘虽然研究人员一再澄清，并没有证据表明杜加就是把艾滋病带到美国的罪魁祸首，但每一个报道都对杜加非常不利。虽未指名道姓，但报道时处处暗示着这位经常往返加美的加拿大人，就是美国艾滋病疫情的“源头”。那些人一下子就猜到了，杜加就是这个“0号病人”。曾经的情人对他怒不可遏，曾经爱慕他的人也对他充满鄙夷，每个人都在有意地疏远他。美国艾滋病关联图在艾滋病患者的世界里，比病毒本身更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群体的冷漠、误解、恐惧和歧视。年，刚满31岁的杜加，在病魔与舆论的双重折磨下离开了人世。然而，他的离去并没有带来片刻安宁，这场闹剧仍在不断发酵升温。当时野心勃勃的记者（RandyShilts），正在写一本关于美国艾滋病的书，想要解释艾滋病是如何席卷美国大地的。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可以在这位“0号病人”上做点文章。在《曲未终》（AndtheBandPlayedOn）一书中，兰迪虽然没证据说明杜加就是美国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源，但却一直用“零号病人”称呼杜加。最重要的是，他还把杜加描述成一个具有反社会人格的艾滋病“恶棍”。称他在得知自己患病后，仍故意通过性行为散播艾滋病病毒，还推测说杜加共有个性伴侣。那时美国正处于同性恋轰轰烈烈争取平等权的时期，媒体对同性恋话题本来就敏感。艾滋病的出现，更是被称为“同性恋”瘟疫，大肆宣扬。这下可好，这书一出，在社会上可谓引起轩然大波。各路媒体纷纷引用兰迪书中对杜加的描述，惊人的性史和恶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成了抨击这位已故人士的有力武器。谣言不断发酵，“艾滋病哥伦布”“没良心”“反社会人格”“美国艾滋病传染源”“疯狂滥交”等标签，牢牢地贴在他的身上，想撕都撕不掉。在之后的30年里，几乎没有人质疑故事的真实性，更没有人想要提起杜加对艾滋病研究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毕竟，总要有人出来接受整个社会的愤怒。杜加自然也成了美国艾滋病传播史中的替罪羔羊。各种歧视、谩骂、误解、愤恨全部发泄到杜加的身上，就连杜加的家人也难逃此劫。但杜加真的如此不堪吗？年3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利用最新的技术手段“RNAjackhammering”，重新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来自纽约和旧金山的8份男同性恋艾滋病血样，并与杜加的血样进行了对比。分析表明，杜加的病毒更像是后来变异的HIV，在杜加患病之前，HIV病毒早已存在于美国大地。这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正式把杜加身上“零号病人”的标签摘除，社会对他的误解也终于消除。此时，杜加已经去世32年。参与研究的剑桥大学的理查德·麦凯说，杜加当时只是个青少年，不太可能拥有如此活跃的性生活，更不可能与人发生性关系。除此之外，他更不是媒体口中所说的反社会人格，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他都非常积极地参与艾滋病组织的志愿工作。就算有情人邀请他发生关系，他都竭力避免，有意地在弥补年轻时犯下的错误。当年，多亏了他的积极配合和提供的72名性伴侣的名单，疾控中心关于艾滋病和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研究才得以进展顺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想得艾滋病。就算是真正的“零号病人”，也只是不幸被病毒侵蚀的人而已。把某个人，或某个群体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对消灭艾滋病也并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免责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将删除内容以保证您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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